封面 | 陳東升：真正的企業家時代到來了
日前，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陳東升接受了知名刊物《中國企業家》的專訪，并憑借影響力再登最新一期《中國企業家》雜志的封面。陳東升在接受專訪時提到：“當中國經濟進入以效率和創新驅動為核心的階段，真正市場化、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會更加適應并能夠及時抓住這一機遇。”
陳東升2018年收獲了一件大禮：泰康保險集團首次上榜2018年《財富》世界500強，以240.58億美元的營業收入位列第489位。
“泰康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縮影，進入世界500強只是表明我們進入了某一個檔次。我老講，13億中國人會把我們抬進世界500強，這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下一步更重要的，是做好泰康的醫養戰略。”陳東升告訴《中國企業家》。
創業26年，恰逢中國改革開放40年，作為92派企業家的代表，陳東升感慨良多。
談起創業，陳東升說：“以1992年的時間為限，如果提前五年下海，人家一定說陳東升犯錯被開除了；假如我提前三年下海，人家一定會說陳東升混得不好，沒本事；而到1992年下海，那就是英雄。所以沒有整個社會價值觀形成這個共識，也沒有今天的‘92派’。”
的確，時代的潮起潮落，政策的波瀾起伏，在中國的企業家群體身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陳東升出生在湖北天門的一個小縣城。小時候，他就特別喜歡讀報刊雜志，如《參考消息》《人民日報》等，這些報刊填補了封閉時代的好奇心，也打開了他觀察外界的窗口。
從武漢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后，陳東升進入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國際貿易研究所發達國家研究室。1988年，31歲的陳東升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雜志社任職副總編。
四年后，整個中國醞釀已久的思潮終于爆發，這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陳東升的一生。
吳曉波曾經在他的代表作《激蕩三十年》里，寫過這樣一句話：“在科學史、藝術史和商業史上，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于鼎盛的上升期，便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這個現象很難用十分理性的邏輯來推導，它大概就是歷史內在的戲劇性。”
1992年，就是這樣一個年份。
1984年，中國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也迎來第一次創業高潮。而改革真正得以深入推動，則始于1992年。
這一年，鄧小平發表的南巡講話，像一道閃電，劈開了彼時暮氣沉沉的中國。1992年5月，國家體改委頒布《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兩個文件。是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召開，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批嗅覺敏銳、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紛紛下海，踏上創業的征程。這股熱潮催生了著名的“92派”企業家。陳東升，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創業者。
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政策起伏、彷徨反復，1992年的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共識：下海經商是件光榮的事情。
比起1984年的草莽英雄和1998年的互聯網精英，這次創業潮的主體有一個特點，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官員和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如陳東升、馮侖、田源等人。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中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干部下海經商，而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中，這個群體的數字是30萬。
就在這一年，陳東升開始籌備創辦拍賣公司和人壽保險公司。1993年，中國第一家現代拍賣公司中國嘉德拍賣成立。一年后，他又和弟弟陳平創辦了物流企業宅急送。1996年，泰康人壽成立。
較之劉永好等第一批試水的企業家，92派這批幸運兒，公司成立伊始就可以按照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的形式，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股份制企業。他們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
陳東升認為，這皆得益于1992年，國家體改委頒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這兩個文件不亞于三中全會的文件，沒有這兩個文件，下海就沒有依據。1992年創業的這批人，就是以這兩個文件為依據，成立的公司都是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所以，1992年的下海浪潮，是真正的以現代企業制度為依據的創業。”
改革開放40年波瀾壯闊，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民營企業的崛起和企業家群體的壯大。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改革開放40年的成功。
然而，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上世紀90年代前后，計劃和市場的爭論被上綱為姓社姓資問題。
1992年，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經過反復博弈達成共識，鄧小平南巡講話錨定了中國大船的航向。在這個基礎上，才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家。
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大多數階層被連接在了一起，逐漸形成了命運相連、方向一致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僅是利益上的，也是思想上的。
2018年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些雜音，有人聲稱“國進民退，民企已完成歷史任務，應該退出歷史舞臺”；有人說“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種新的公私合營”??這些似曾相識的雜音，讓民營企業家群體深感不安：改革開放40年形成的各種經濟成分身份平等地在市場經濟中共同發展的共識，是否有動搖乃至被否定的危險？
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全面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發展的歷程，再次肯定民營經濟的歷史貢獻和地位作用，重申堅定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進行了批駁。
習近平的講話中，特別提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是同路人。“這一句話暖人心、定乾坤，堅定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將調動我們國家所有人的積極性。”陳東升說，“我認為，習總書記的這次講話，將開啟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又一個春天。”
陳東升一直活躍于中國企業界和學術界。他對宏觀經濟研究多年，還有三段企業管理實踐經歷，對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有獨到的思考及系統觀點。
縱觀中國改革近四十年的歷程，中國出現了幾波創業大潮，并集中誕生了一大批對中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企業。
在陳東升看來，84派歷史厚重、悲愴，因為當時并沒有保護企業家的《企業法》，導致這一時代出現了大量的產權不清、公司治理結構概念全無的野蠻生長狀態的企業；92派是中國企業家中第一代現代企業的試水者，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企業開始有明晰的產權、現代企業制度以及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海歸派帶回來了創始人制度、期權制度，用以解決團隊的利益激勵問題，同時也帶回了在中國創業的天使、風投、PE模式，完善了資本在創業過程中的工具作用。當下，中國的創業公司都有機會在完善的企業制度和發達的資本市場下成長。
而不同的創業大潮，對應著不同的歷史進程。上世紀80年代，整個社會完成宏觀改革；90年代，企業家階層形成；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開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和世界經濟體系；今天，中國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轉型，需要完善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國家現代治理結構。
無論哪個階段，“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然是重心。不過陳東升認為，這也帶來了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是實用主義帶來的價值觀的墮落，對過去的過分否定和左右失調。我國已經實現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共同富裕卻存在缺失，貧富差距懸殊。
新經濟形勢下，企業該如何發展？
“現在的十年，中國經濟進入拐點，后工業化時代到來。”陳東升說，工業化時代，解決的是衣食住行問題，后工業化時代，需要解決“娛教醫養”問題。
也是因此，泰康打破了傳統的保險公司發展模式，把保險、資管、醫養形成一個閉環。幾年前便提出醫養結合的大戰略，并已陸續在全國十三個城市布局建設醫養社區。
新經濟形勢下，政商關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原有的“跑馬圈地”資源交換型經濟結構已經飽和，親清型政商關系得到推崇。陳東升認為，未來的企業競爭要靠創新、效率、團隊核心競爭力。“真正的企業家時代到來了。”陳東升說。
以下為陳東升就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企業發展與《中國企業家》的對話。
共識從無到有
CE：過去40年，國有經濟、民營經濟等各種經濟形式分別經過了不同的發展歷程，最終形成一個共同的改革共同體。你親歷了整個過程，你觀察到的這個構建共同體的過程是怎樣的？
陳東升：改革開放一路走來是一個曲折的過程。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后來又走向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國家戰略。
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分兩步走，到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個核心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特別是1977年恢復高考，整個社會的動蕩之源清除了，全國人民都興高采烈。
我認為，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是有本質差異的，四個現代化還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具體認識，而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是整個社會從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再到社會組織等方面全方位堅定地跟國際接軌。
對于“改革開放共同體”的這個概念，我一直認為，中國改革最大的核心是保持存量，放開增量。政府主導經濟，國企、外資和民企共同發展。
中國的國企改革，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的。當年國企改革，幾百萬工人下崗，但都挺過來了。后來一些大國企又在美國、香港等地上市，這是想象不到的。
外企給我們帶來資本、管理、技術，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是西方人完成的，這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
過去的民企，最早是個體戶、萬元戶，后來有些人做成功了，社會對民企逐漸認可。民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崛起，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東莞模式出現。還有民辦科技企業，由互聯網、海歸派主導的新經濟高科技領域，民營經濟發展起來了。目前科技領域基本上是民營經濟主導，消費領域中民企還沒有完全崛起，我相信未來應該也是民企的機會。
我想說，共同體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大家依靠一股力量組織起來，形成新的（組織）叫共同體，但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是國企、外資、民企有不同領域的分工，這種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相互補充的。
CE：2018年，社會上有些不同的聲音，這種共識似乎有所變化，你是否感受到了這種變化？這種變化背后，是民營企業家隱隱的不安，你認為這種不安從何而來？
陳東升：現在確實有不同的聲音，還沒有達成共識。
國企是執政基礎，民企能量要釋放，外資要被認可，現在需要把三者統一在市場的共同原則下，形成共識，三者共同發展。我希望對各經濟主體真正的一視同仁，平等享有國民待遇并得到法律上的保護。
中央召開了民企座談會，民企應該可以放下心了。但下一個春天需要一個醞釀、發展、成長、壯大、興旺的時間過程。我認為，民企力量得到釋放，中國經濟的春天到來，是毋庸置疑的。
CE：曾經的改革是很艱難的，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反復博弈達成的共識。這一次的民企座談會，和鄧小平南巡前的社會大討論，有何共同點？又有何不同？
陳東升：這兩次都是社會處在內外矛盾凸顯，產業升級轉型的時候，需要直面問題，需要做出正確的判斷，讓大家放心往前走。
上世紀80年代，“溫州是資本主義”“讓個體戶傾家蕩產”的觀點都出現過，后來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以及中國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才促使民企放心發展。
這一次也一樣，內外部形勢給中國的崛起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中國經濟要持續健康發展、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煥發企業家精神，特別是調動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至關重要。
社會上出現了“三論”：民企退出歷史舞臺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的公私合營論，工會控制民營企業論，大家認為這都是錯誤的。民企座談會批判了這些錯誤言論，確定了民企是自己人，這很重要。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中國的本質，是不變的路線方針，這可以釋放很大能量。站在歷史的角度，中國就是這么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我認為民企將迎來第二個春天。第一個春天是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一次的春天就是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專注主業、專注專業。過去的是跑馬圈地，野蠻生長，現在是進入效率和創新驅動，做大做強的階段。
開啟第二個春天，有兩個前提：親清型政商關系以及黨的領導。
習總書記提出的親、清二字新型政商關系，讓企業家有更多的精力把事情做好，這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嚴格講，親清型政商關系，需要市場經濟更發達，法治社會更加強。
過去改革開放40年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寶，第一個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證了社會穩定，帶來了經濟發展；市場化改革和市場化取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第二個法寶；第三個是開啟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社會。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否則就沒有市場經濟的今天和明天。
重構共同體
CE：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時候，當時你應該是35歲，正值青春盛年。對于爭議，鄧說“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你當時和現在對此的認知是否有所不同？
陳東升：以前的中國，發展決定一切。那時候講發展是硬道理是對的。
今天的中國發展起來了。雖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不變，但今天中國面對的問題，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公平問題、法治社會建設問題，也不僅僅是廉潔奉公、貧富差距、社會道德價值觀重塑問題，而是一個綜合復雜的問題。今天，已經不是發展決定一切了。
今天的核心，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市場經濟，堅持企業家精神的發揚不動搖，最終造福社會，造福人類。這是我的期待。
CE：2017年黨中央和國務院也出臺了保護和弘揚企業家精神的文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對企業家、對市場經濟、對私人財產保護的制度。這次，國家高層也有發聲，你從中解讀到的是什么？
陳東升：80年代開啟的經濟改革，1992年確立的市場經濟，本世紀初加入WTO，到今天提出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國家現代治理結構，特別是2017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保護和弘揚企業家精神的這樣一個文件。有恒產才有恒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對企業家、對市場經濟、對私人財產保護的這樣一個偉大的制度。包括這次座談會，很多重要部門都到場了。國家這次澄清了一些錯誤言論，保護企業家精神和產權，民企的發展環境一定會逐步地好起來。
重構改革共同體，就是國民待遇平等，市場主體不管是國有、外資還是民企，國民待遇應該一視同仁，在公平、透明、法治社會中競爭合作。
從四十年改革開放進程看，在政府主導經濟的前提下，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蓬勃發展，共同帶來了中國經濟今天的繁榮。在這三股力量之中，國企是基礎，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外資帶來了資本、技術與先進管理經驗；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如今已經占據主導地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比從1978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2016年的77.6%；外資企業就業人數在2013年達到高峰后開始下降，2016年就業占比為6.28%。
今天的世界500強，中國占到一百多。其中國企占到八十多家，民企占到二十多家，國企占五分之四。頂尖大公司以國企為主。但中小企業，解決就業的企業特別是在服務業中，以民企為主。社會經濟結構中，寶塔尖上是國企，有少數民企。而外資有很多在中國銷售額突破2000億人民幣，從單體來講，其實都是世界500強。我們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研究得不夠。
2018年1~8月，工業利潤國企占14000多億，民企和外資各占10000億出頭。有人說“國進民退”，國企過去占到百分之二十多，現在是百分之三十多。我不這么認為，三分天下，國企占40%，其他各占30%，基本應該是這個概念。
真正的企業家時代到來了
CE：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民營企業崛起，企業家群體壯大。新經濟形勢下，這個群體該如何更好地取得發展？
陳東升：企業野蠻生長的時代過去了，利益交換時代過去了。產業在整合，市場在細分，未來誰是領頭羊？一定是有完善成熟的企業治理結構的企業，有完善的企業價值觀和戰略，有完善的核心團隊和核心競爭力，有很強的風險控制能力的企業。
真正的好企業發展的時代到來了，整個中國的企業家群體都會上一個大臺階，更靠近成熟經濟，更靠近世界企業家群體的素質。未來更高素質的企業家群體會誕生，像馬云、馬化騰、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會越來越多。
中國經濟經過這40年的高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效率和創新驅動的時代。中央已對當前經濟形勢作出了“新常態”的準確判斷，其本質是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轉型，從投資、出口驅動為主向內需、消費驅動為主轉型，從以制造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轉型。中國已經形成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老齡化社會也在加速到來，這一切使得中國消費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
靠效率和創新，真正健康發展的成熟企業和企業群體正在形成。企業家是市場經濟中實現社會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核心力量之一。當中國經濟進入以效率和創新驅動為核心的階段，真正市場化、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會更加適應并能夠及時抓住這一機遇。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發展依舊需要緊抓制造業等實業，這是基礎，但它們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一定會逐步下降。同時，服務業的比重會不斷上升，目前發達經濟體服務業占比基本都在70%以上。現在，中國互聯網經濟已經進入下半場，同時服務業大消費時代的風口才剛剛到來，中國企業一定要努力，力爭在消費領域產生世界級的企業和企業家。
現在，真正的企業家時代到來了。
CE：你曾說，中國企業家經歷了84派、92派、海歸網絡派和后WTO派四個發展浪潮，而改革開放孕育了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在你看來，這四個階段的企業家群體，其企業家精神各自有何不同？他們的歷史使命有何不同？
陳東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機遇和挑戰。
如果以產權制度變遷為脈絡，中國企業家群體歷經了84派、知識分子下海的92派、互聯網浪潮的海歸派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后WTO派等多個發展階段。
鄧小平84年南巡，誕生了像柳傳志、張瑞敏、王石、任正非這樣一批企業家；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又誕生了像馮侖、田源、艾路明等這樣一批以社會精英為主體下海的企業家。到了90年代中后期，海歸成為了一個時尚，互聯網成了一個新經濟，所以又誕生了像馬云、馬化騰、李彥宏、雷軍等這些企業家。
企業家精神真的是從不自覺到自覺，從被動到主動，從狂野到成熟，從躁動到平靜，從賺錢到做社會公益，從模糊灰色的商業交易，逐步走向新型的政商關系。改革開放這40年，民營企業經過了野蠻生長、跑馬圈地，確實良莠不齊，也有官商勾結，民營企業家這個群體沒有形成一個榜樣力量。為什么我老強調正能量，包括這次央視《對話》里我對企業家精神專門講到“模范精神”，其實是有針對性的。我說企業家精神是冒險精神、樂觀精神、專業精神，還有就是模范精神。冒險精神是首要的，樂觀精神就是堅持精神。模范精神是我第一次提，可能在過去關于企業家精神里面也沒人提這個。企業家精神要成為這個社會的先進力量，包括這次“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表彰里面也提到，民營企業家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社會形象。
企業家精神的最核心是冒險創新，但是不是說想創新就創新，創新的動力來自于什么？其實馬克思當年《資本論》里有一句話，就是說這些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個外在競爭的壓力，還有一個內在對利潤的沖動，這兩個因素促成了這些，今天應該講你要保持你的競爭能力，你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超越你的對手。
一個國家的繁榮發展需要有持續的企業家精神作支撐，要有敢于創新創業的企業家不斷登上舞臺。美國150年的繁榮就是三股浪潮接連推動的，工業浪潮誕生了金融巨頭摩根、鋼鐵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汽車大王福特；上世紀50年代的消費浪潮誕生了好萊塢、迪士尼、可口可樂、麥當勞等一批消費型大企業；到了今天的科技數據時代，又產生了比爾·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等一批企業家。今天的中國需要面臨三股浪潮疊加的挑戰，因而也尤其呼喚企業家精神與創新能力建設。
中國已經進入成熟企業家精神迸發的歷史時期。今天的創業是資本在尋找企業家精神，只要有好的商業模式大家都會來投資。當然，最好的創業時期也是競爭最激烈的時期。
CE：建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下，中國已經從當年的摸著石頭過河，走向一個較成熟的社會，也需要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和國家治理結構，你認為在這方面，國家和社會還需要做什么？
陳東升：現代的經濟體系，就是成熟的經濟體系。我認為，工業化國家走過的道路，是人類社會共同的道路。
前兩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和日本，第三次工業革命是科技革命，帶來全球化浪潮。二戰后是四小龍和中國的崛起。中國在四十年的時間，完整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的進程，抓住了全球化浪潮，搶抓了機會。我老講，工業浪潮、消費浪潮、科技浪潮這三股浪潮推動美國的發展。今天中國是這三股浪潮疊加。
走向成熟社會，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成熟的治理結構，就是中產形成、老齡化到來、服務業占主導，這時的社會經濟結構需要適應新的變化。
我很少看到文章研究改革和開放的關系，我認為開放是起因，改革是過程。沒有開放就沒有改革，沒有開放認識到和世界距離的差距就沒有改革，沒有開放也就沒有目標和要求，我們不知道往哪里走。開放和改革是這樣一個關系。
改革最開始從農村包產到戶，到城市的萬元戶，從價格改革再到產權和所有制的改革，走到今天，改革仍然在繼續。開放我們很簡單地理解是技術、資本、設備，從最早的“三來一補”，到后來沿海的發展戰略，最后中國跟美國經濟深度契合，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改革和開放這40年就是這樣緩慢地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也驗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小崗村，從深圳撕開了個小口子，才有了今天這樣一個宏大的社會變遷的巨流。
改革還需繼續，開放也需繼續，我們今天國家戰略仍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國家提出來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決定力量，深化改革、依法治國，正在演繹一個更深層次、更大范圍、更綜合、更深刻的這樣一個改革和開放。我們提出來要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我們要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這已經是從當年的摸著石頭過河，到今天走向一個成熟社會。這就是改革和開放的繼續。
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陳東升已確認出席2018（第十七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現場聆聽他是如何將夕陽行業做成朝陽產業的，以及如何在細分市場堅持熬到上帝觸摸額頭的那一天的。
來源丨中國企業家